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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共产主义组织诞生在重庆

偏处西南的重庆

1919年5月7日,《川报》首次披露北京五四运动消息,各界闻讯后舆情激奋,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为先导,立即奋起响应。

5月24日 川东学生救国团正式成立,其主办的《川东学生周刊》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中旬,由商人们赞助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开学。入校学生100余人,来自川东各县。这一年的11月,江津、巴县、长寿、南充等地青年学生聂荣臻等35人经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帮助,由重庆起程赴法国。1920年7月预备学校学业结束,邓希贤(小平)等83人,于8月27日起程离渝经上海赴法。

他们是一颗颗火种,从重庆启航,待汲取能量后回来大放异彩。

1920年3月12日,由教师、学生、工人组成的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 在重庆成立,同时在成都、叙府(宜宾)、雅州(雅安)、顺庆(南充)建立了分部,并打算在西藏建立组织。(参考文献:《 光明日报 》( 2011年03月13日 03版))

在一大之前,各地就已经成立了一些共产党组织。过去,党史上都统称其为共产主义小组。但这种称谓不太准确,所以,后来在党史著作中都已经改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2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此时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向中央提交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重庆报告”),《重庆报告》共七个部分:一、四川的最近历史;二、我们组织的任务;三、我们组织的历史;四、我们组织的机构;五、成员人数;六、运动;七、我们组织的发展。

据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介绍,中央档案馆解密的《重庆报告》大约写于1920年,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4位负责人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份报告,共7个部分3027字。这份报告的内容表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1920年3月12日。这是迄今所知的我国成立时间最早的、明确宣布自己的组织性质的共产主义组织。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在没有依靠共产国际帮助的情况下,由内陆地区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重庆青年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

《重庆报告》是俄文译稿,是中国共产党“一大”档案的一部分,原存于共产国际档案馆,1956年由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为了确认其真实性,20世纪50年代,中央档案馆将部分中文译稿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审查,毛泽东作了批示,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档案的真实性。

在艰难中成长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受陈独秀委托回渝建团的唐伯琨担任“临时书记”,联络从国外和外地返渝及发展的团员10人。1922年10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团地委”)正式成立。但是,四年后的1926年2月,中共中央才同意在重庆建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统一领导四川工作。

然而这期间完全没有提及1920年建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难道是因为没有代表出席一大的原因吗?亟待读者探索。

说回唐伯焜,他是是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巴南区。他加入组织非常早,早到他甚至是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陈公培开会成立共产党组织(即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五人之一,早到陈独秀在1922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在全国195名党员中,四川有三人,这个唐伯焜就是其一。

成也唐伯焜,败也唐伯焜。1924年,唐伯焜的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他不仅是缺乏领导能力工作草率,而且常常不参加团的活动,后来甚至堕落到嫖妓的地步。以至于杨闇公叹道“吾道中又失去一人了”。及时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这时杨闇公(杨尚昆同志的四哥,潼南人)的出现改变了情况,1925年1月,通过换届改选,杨闇公成为重庆团组织的代理书记,重庆的革命道路继续大步向前。

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成立

193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形势变化,撤销在汉口的长江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以代表中央全面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内党的工作。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此后7年多的时间,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吴玉章等一批富有经验的革命家领导下,加强大后方党的建设,领导华南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并对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有着重大影响。

这七年是重庆难能可贵的政治生态十分优渥的七年,为重庆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修复川东得解放

川东党组织是个特定概念,特指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区的党组织,范围大致包括直辖后的重庆市以及四川东南部、东北部和贵州部分地区。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川东党组织长期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在国民党统治最严酷的地区坚持开展工作,经受住了残酷斗争的检验。

但是在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看过《红岩》的小伙伴想必都对叛徒莆志高恨得牙痒痒,而事实上,重庆地下党真正的大叛徒不是“莆志高”,而是当时所谓的“一把手”刘国定。这个大叛徒在抗战时期入党,被捕前系重庆地下党的“一把手”,中共重庆地下党工委书记。

1948年4月17日,这是中共重庆地下党极其黑暗的一天。这天,重庆市委的正副书记刘国定和冉益智(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同时叛变。他们向特务和盘交待了重庆地下党的秘密,导致地下党面临灭顶之灾,先后133人被捕。江竹筠、陈然、李青林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入狱,川东党组织因此元气大伤。而释放和逃险的只有25人。

大叛徒还向国民党邀功请赏,刘国定拿着“中共重庆工委书记”这张王牌,认为自己是“省级干部”,当国民党特务待遇不能太低,至少是“处长级”。经过讨价还价当上了“中校专员”。

1950年,逃跑未果的刘国定被人民政府从成都押回重庆。为了不至于“肉体的消灭”,他向政府表功,称叛党后并没有全部交待,“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1951年2月5日,双手沾满共产党员鲜血的刘国定在重庆执行枪决,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在川东党受挫严重的情况下,后任中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的钱瑛带领川东党组织的成员们从一蹶不振中走出来,克服了大破坏带来的消极影响,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重新投入战斗,最终在革命的高潮中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最后

在手手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对于“革命”、“重庆”这两个关键词的理解就一直囿于《红岩》书里的小萝卜头、江姐等形象;后来手手长大了,开始了解江西的井冈山是红色摇篮,武汉的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长沙是毛主席成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却始终觉得共产党在重庆的形象略显单薄,后来就有了这篇文章,筷子手带大家粗粗浅浅了解一下共产党在重庆的发展历程,也是筷子手手全体祝福祖国70周年的薄礼啦!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70年不忘初心取得今日成就,重庆人民也在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Shout out to Chongqing,Shout out to CPC!


参考文献: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 、《红岩》、《伟大的历史起点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若干重要史实》 光明日报、《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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